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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畫民族化”的討論由來已久，在眾多的山水畫論述中往往基於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油畫是呈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媒材，所以必須以中國文化心理和審美結構加以同化，方能為我所用。——這個假設不能成立。油畫是一個技術體系(包括媒材)，把這樣的技術體系稱為藝術“語言”，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但正是這個比喻性的說法，讓人以“語言”和意識的關系來言說油畫作為技術體系的運用，必然造成對西方思維文化體系的模仿，這是很大的誤區。油畫的產生肯定有西方文化歷史的根據，但一經形成就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不再僅僅屬於西方。技術體系是無所謂同化不同化的。中國人發明了火藥，西方人拿去用，只有用得好不好的問題，沒有該不該用的問題。

　　第二個假設，認為藝術強調意像、主體、表現的思維方式屬於東方——山水畫這個假設也有問題。意與像、主體與客體、表現與對像，兩者統一是人類古典時期最為普遍的思維方式，東西方古典藝術不過各自有所側重而已。進入現代以後，西方藝術思想出於對個性的尊重，亦強調意、主體、表現這一方面，所以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人格境界和品位格調完全可以用西方油畫技術體系和語言系統加以體現。當然，還應該追問所謂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人格境界和品位格調是什麼時代的中國人所具有的?這些東西並非一成不變。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出於大國心理，中國的油畫家和理論家總是追隨政治家不斷地提出油畫民族化的問題。其實在當代藝術中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民族化而是本土意識。這裡的區別是國家概念和個體概念的區別，是宏大敘事和差異表述的區別。如果“民族化”的說法只是籠統提出在油畫創山水畫作中應表達中國人的生存經驗和藝術經驗，倒也無妨。但提出者往往以此作為嚴肅的政治任務、

　　遠大的文化目標或正當的學術命題，這就不得不認真加以討論了。

　　首先是油畫為什麼要“民族化”。

　　油畫作為西方的技術體系，我們的確需要學習。經過三百多年接觸、油畫一百多年努力，中國藝術家的油畫水平已經和西方油畫家互見高下。如果這就是油畫中國化、民族化，那可以說油畫已經很中國化、很民族化。但持論者想的往往不是這樣，因為這個技術體系仍然屬於西方，所以你只要在畫油畫，你就是在畫西方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油畫而不是中國文化背景中產生的什麼畫。人們之所以要說油畫中國化、民族化，是想將西方油畫體系變成中國的，以一個中國的油畫系統，去和西方抗爭。有一種說法很普遍，講的是在當代藝術中西方油畫創作漸漸減少，油畫已轉移到中國，我們只要堅持油畫中國化、民族化，就可以產生許多油畫大師，據有世界美術史，最後戰西方而勝之。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令人佩服，但要在油畫領域中全面超過西方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創作成就，恐怕是痴人說夢。當代藝術中的文化競爭己不是油畫領域的競爭。我們可以在西方的油畫體系中產生許多個人成果，但不可能“化”出一個中國的油畫體系，要取西方油畫技術體系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我想西方人不會犯這種錯誤，去提出什麼水墨法國化、美國化之類的問題。

　　中國社會在近現代的落後造成了國民的阿Q心理：我祖上比你強，我就不能承認你比我強。超英趕美，從經濟發展上看似乎還有點道理，但從藝術文化上講則大謬不然。現代藝術是西方文化的偉大勝利，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在現代主義已漸行漸遠的時候，我們想要再造一座超越西方的中國現代藝術高油畫峰，太不可思議也太不切合實際。用一種“民族文化的防範心理”來對抗西方，進行一場文化冷戰，有這個必要嗎?我看沒有。

　　其次，是油畫如何民族化的問題。

　　所有提出油畫民族化的人，在回答如何“化”的問題時，毫無例外，都是以中國傳統藝術及其思想作為武器。意像也好、比興也好、神似也好，書畫同源或詩畫相契乃至天人合一也好，這些東西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的審美範疇，只有在古典藝術及其延續性中才有意義。一下把它們提升為中國油畫的必由之路，給人的感覺是理論大於形像，說辭大於創作，而且放大了許多倍。坦率地講，對曹星原女士提出的“有識之畫”，我心存疑慮，以知和識這樣的二元關系來概括中國油畫的現狀和未來，未免太簡單畫化了。中國古人的論述除了知和識，還有智和慧哩，智就是“知”，而慧在某種意義上講乃是高於知和識的。“知——識——慧”這樣的三分法乃是中國思維中最可貴的東西。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分法才能解釋萬物，而兩分之法是用來解釋“三”的。這在黑格爾《邏輯學》中有精彩的論述，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關於“個別性——特殊性——普遍性”的三分法而不是被馬恩列斯毛簡化的兩分法。

　　西方油畫之所以在中國扎根，決不是因為需要借油畫來畫“油彩的中國畫”，中國油畫的歷史是直面問題的歷史。正因為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審美方式不能承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文化問題、社會問題和精神問題，我們的前輩才望向西方，借取其油畫體系，來改寫中國近現代美術史，才有油畫對於中國人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意義。把油畫中國化、民族化視為西方古典油畫語言和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結合，乃是舊瓶裝舊酒，比起徐悲鴻舊瓶裝新酒的思路更有問題。所以我的討論使用“本土意識”一詞而不用中國化、民族化的提法，而且我指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本土意識及其文化價值。

　　在全球化背景中我們強調本土文化意識即強調文化多元主義，為什麼?是因為人的精神個性需要不斷生長、發育、豐富、深化和升華。這種需要只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動狀態而不能在全球文化一體化的單向度中實現。對中國而言，文化多元主義也可以說是文化地域主義。一個抽像的、大一統的傳統民族文化，本身就令人懷疑。人們通常談論的中國文化，指的是漢族的歷史的黃河文化，和同屬中國的許多文化形態特別是今天的文化現狀並不對應。比油畫如我們不僅有一統的兼並的中原文化，我們還有多元的異在的長江文化；我們不僅油畫有秦漢以來封建道統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還有明代以降反傳統的傳統文化。人們經常談論的乃是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的純種中國文化，以此作為基礎來討論全球化背景中的中西文化關系，這本身就有問題。中國人從開放通商起，就逐漸生活在中西、中外文化交流狀態之中。西方文化的很多東西，已經成為中國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現實和生存環境。今天的中國人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而不是堂屋的太師椅上，穿著襯衣外套而不是長衫馬褂，在用鋼筆或鍵盤書寫而不是毛筆水墨宣紙。而且經濟技術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是文化的混血，是文化精神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只能在這種關系和這種現實中去談論文化身份和文化價值問題。